而荀子所说的质、具本身并不必然地包含着仁义法正，它只是一种可，而不是一种能。
历史学来自何处?来自常人。《纪实与虚构》中关于成吉思汗的叙述是以《蒙古秘史》为依据的。
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。远的不说，只需看看侯孝贤《悲情城市》里那些在家庭的苦难中从容着、承载着的女性，就可以看出此类戏剧性的表达是何等的单薄。读程树德《论语集释》(以下简称《集释》)，益知经典释读之不可轻易。清人俞樾亦以项说为是。而他的答案信乎好奇之过也，则在根本上错过了一个可能引出有关历史书写本质的思考的问题。
《集释》在别解条下引郑氏《述要》中的讨论，指出：在《诗经》的具体上下文中，思无邪中的邪字当解作虚字。朱子《集注》的解释虽与汉儒不同，但基本意趣却是一致的：都以不舍昼夜为君子修身进德的象征。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，则犹在阼也。
所以秦始皇坑杀术士，而世人说他坑儒。《檀弓》又记： 孔子之丧，公西赤为志焉：饰棺墙，置翣，设披，周也。他的弟子为人家相礼，《擅弓》记载最多。他自己也明白人们对他的期望，也以泰山梁木自待，自信天生德于予，自许要作文王周公的功业。
《论语》里有许多同样的记载： 子欲居九夷。《左传》昭公十年，季平子伐莒，取郠，献俘，始用人于亳社。
再下面，就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一段。以乾之刚健，而能需待不轻动，故不陷于险，其义不至于困穷也。主人要那么办，夫子的大帽子也压不住，那位堂堂乎张也也就没有法子，只好依着他去做了。若依此说，儒家不过是道家的一个分派，那么，儒还够不上一个类名，更够不上达名了。
《祭义》说的更详细： 斋之日，思其居处，思其笑语，思其志意，思其所乐，思其所嗜。孔子的故事也很像这样的。贪于饮食，惰于作务，陷于饥寒，危于冻馁，无以违（避）之。所以孔老尽管分家，而在外人看来，——例如从墨家看来——他们都还是一个运动，一个宗派。
如果这种记载是可信的，那就可见鲁国的统治阶级那时已注意到孔子的声望，并且注意到他的家世。这是明白的自夸西土民族的胜利是因为没有堕落的习惯。
祭孔，与其敬不足而和有余也，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。《檀弓》里也有同类的记载： 孔子曰：拜而后稽颡，颓乎其顺也（郑注，此殷之丧拜也）。
他们既须靠治丧相礼为衣食之端，就往往不能讲气节了。（《彖传》：需，须也。儒字从需而训柔，似非无故。那些分封的彝器是战胜者的俘获品，那些祝宗卜史是亡国的俘虏。子张又说： 执德不弘，信道不笃，焉能为有？焉能为亡？ 子张是殷士，而他的见解已是如此，可见孔子的新教义已能改变那传统的儒，形成一种弘毅的新儒了。我们要研究这些儒是什么样的人。
《论语》说： 子曰：乡原，德之贼也。二、古传说记载老子是一位丧礼的专家。
（古传说又说他师事商容——一一作常枞，汪中说为一人——可见古说总把他和殷商文化连在一块，不但那柔道的人生观一项而已。西周王室虽然渐渐不振了，那些新建立的国家，如在殷商旧地的齐鲁卫郑，如在夏后氏旧地的晋，都继续发展，成为几个很重要的文化中心。
最好的例子是鲁定公问一言可以兴邦的两段： 定公问：一言而可以兴邦，有诸？ 孔子对日：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。我们看那前八世纪宋国一位三朝佐命的正考父的鼎铭：一命而偻，再命而伛，三命而俯，循墙而走，这是何等的柔逊谦卑。
如今他们都被分给那些新诸侯去职事于鲁卫，——这就是去做臣仆。这一个不守礼法的朋友好像不很欢迎孔二先生的帮忙。杞国的史料现在已无可考。子曰：南方之强欤？北方之强欤？抑而强欤？ 宽柔可教，不报无道，南方之强也。
儒的职业需要博学多能，故广义的儒为术士的通称。这不是以能问于不能，以多问于寡。
从个人的感慨上说，吾岂匏瓜也哉？焉能系而不食，这就是说，我是想做事的，我不能像那串葫芦，挂在那儿摆样子，可是不中吃的。《孟子》所记滕国父兄百官的话可算是已证实了。
......呼先王以欺愚者，而求衣食焉。所以汪中举出的两项乖违，其一项已不能成立了。
二十三，三，十五开始写此文 二十三，五，十九夜写成初稿 进入 胡适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胡适 说儒 。自生民以来，未有夫子也。这样恢复一个野蛮的旧俗，都有取悦于民众的意思。五谷既收，大丧是随，子姓皆从，得厌饮食。
但孔子已跳过了这种过情的境界，知道这种违反人情的极端教义是不足为训的，所以他极力回到那平实中庸的新教义：以直报怨，以德报德。九五，需于酒食，贞吉。
周公告召公，作《将蒲姑》。殷既封而吊，周反哭而吊。
这是一个新的理想境界，绝不是那治丧相礼以为衣食之端的柔懦的儒的境界了。《考工记》又云：厚其帤则木坚，薄其帤则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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